扬州古称广陵、江都，地处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点，交通十分便利，因而商业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来此贸易定居，唐朝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从唐朝到清朝，扬州因大运河和盐业专卖而繁荣。尤其是元朝定都北京，区域性长途贸易的需求使得扬州漕运枢纽的作用加强，明清两代由于大部分时间放弃海运江南物资到北京，因而扬州地位更加显著。

(资料图片)

一、明清扬州城市空间的扩展

（一）城池的兴修：一城包两城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蜀冈上建立邗城，随着时间流逝扬州逐渐向东南拓展，大运河开通后，扬州城就在运河边发展起来，将长江中下游和其他地区连为一体，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和漕运枢纽。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日渐南移和东移，政权建都尤赖东南物资，宋代建都开封即是考虑到漕运便利，元代建都北京，较宋的开封更加远离江南，因而漕运在国家生活中地位也逐渐提高，扬州成为连接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关键节点。明初定都南京，漕运距离尚短，扬州作用还不显著，但永乐帝迁都北京，就使得漕运又回到了元代处境。

1370年明朝在扬州设立的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和1429年设立的钞关，大大促进了扬州城池的扩展。由于扬州交通便利，又靠近两淮盐场，因而也成为盐业集散地，大量商人来扬州换取盐引，经商缴纳船钞税，不少来自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来扬定居，由于旧城离大运河距离尚远，加上人口增多，不少人就居住在旧城东到运河中间地带，由于嘉靖年间倭寇反复洗劫外城，为抵御倭寇，扬州知府石茂华便修建新城，通过壕沟和水道与运河相连，从而形成新旧二城并立的格局。 

为了保护城池，明清扬州采用了内外包砖的做法，黏合剂以白灰和糯米汁掺和制成，底部以密集木桩打底，上以青石板为城基，高10米厚5米。防御设施完备，有瓮城，楼橹（即城台）、敌台（马面）、警埔、 雉堞等物品，，新扬州南北2公里，东西2.5公里，总面积大概5平方公里，北面有北门（镇淮门），天宁门（拱辰门），广储门，便益门；南面有三座城门：南门（安江门），挹江门，徐凝门；东面有两座城门：东关门（利津门），缺口门（通济门）；西面只有西门（通泗门）。道路系统呈“两横三纵”的格局，城内有两条河南北贯穿城区，为旧城的市河和新城西边的小秦淮河。城市东边、南面有大运河围绕，北面有护城河，西面有两道护城河。后经过多次修缮，城墙、城堞、城楼均得到加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国和共和国陆续拆除了不少城墙，直到1951年全部拆除完毕，只有部分残垣。

新城修筑完毕后，扬州商业得到了复苏，出现了“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赢，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的一派升平景象，以致商民“无复移家之虑”。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扬州盐商已有百余家，总资产三千多万两。明清鼎革中，发生了扬州十日的大屠杀，城市发展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事后随着经济发展扬州双城格局进一步固定，到乾隆时期盐业资本增加到7000万两-8000万两，大盐商资本从明代的百万两增加到千万两。清代扬州新城以北，草河以南、运河以西一带的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与扬州城连成一片，将城市的郊区推至黄巾坝、米市等处。旧城西北则形成瘦西湖风景区，南郊有柴市，西郊则有米市。

嘉靖前旧城仍为中国传统方形，设计有横竖中轴线，政府部门和学校都在南北中轴线上，街巷和中轴线平行。除了主干道南北十字大街外，结合河流穿城而过的实际情况，十字大街西侧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滨河路。如前所述，新城则在旧城东部发展，城墙连接后，扬州就形成了“外看一座城，内看两座城”的格局，新城较旧城布局更加实际，是聚居于旧城外的老百姓经过长期生活自然形成，新格局如下： 

（二）拥挤城区和繁忙交通

扬州城分为盐商聚集区、商业街区、政府机构区、官员居住区、平民居住区、城外园林风景区等区域。盐商聚居区主要分布在新城外靠近运河的河下街一带居住，这里遍布豪宅，其中著名的大盐商有江春、徐赞侯、黄晟和鲍志道等。据嘉靖《惟扬志》记载，旧城内的有在城市、东、南、北三关市，旧城外有田家巷市、井巷口市、钞关市，到雍正年间已经发展到了13个市。官绅衙署住宅则主要分布在旧城小东门附近，平民居住区则较为分散，处处皆有。扬州园林风景区则在城市的西北郊，从天宁门到保障湖，再到平山堂南一带，以平山堂、莲性寺、大虹桥景区为核心，逐步扩展而成。城内道路分为宽度4-6米的主干道、4米的次干道、1-3米的小巷子，由于城内有600条左右的巷子，所以扬州有“巷城”的说法。此外也不得不谈一下扬州河道，南北向六条河，自西向东分别是：蒿草河、二道河、头道河、旧市河（包括城北的 玉带河）、小秦淮（新市河）、古运河；东西走向的共有四条，自北向南分别，是邗沟、潮河、北城河、城南古运河。 

虽然城内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但人口密度很高。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他估计里面最多有40万人，大约1平方米0.8人，可以说是几无立锥之地。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大东门沿小秦淮河一带房屋密集之处，有人甚至以船为家：“大东门外城脚河边，半为居人屋后予墙，半为河边行路，无河房。惟土娼王天福家，门外有河房三间，半居河中，半在岸上，外围花架，中设窗棂，东水关最胜处也。”除此之外，繁忙的交通也加剧了城内的拥挤，明代每年经过扬州的漕粮在200万石—300万石，清代则发展到324.44万石，康熙年间有漕船7964艘，仅一个来回就有一万多艘船只经过扬州，还有运盐和其他货物的船只不计其数，加上扬州及附近约有一百万余人谋生，所需物资巨大导致普通的客运和货运更加繁忙。

（三）华丽的园林和盐商的救灾

为了享受生活，扬州盐商四处建立园林，据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记载，扬州城内外的园林有250余处，园林往往和河湖、山林相结合，仅就瘦西湖园林来说，共建楼廊达5154间，亭台数有196座，主题主要以歌颂太平盛世、赞颂皇恩浩荡为背景。如西园曲水、虹桥揽胜、春台祝寿、华祝迎恩等。以著名的卷石洞天为例，其又称小洪园，西与西园曲水相接，是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城北郊一座以叠石为主要特色的私家园林。建于乾隆年间，以清初古郧园为基础修建。园主为盐商洪徵治。

据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自芍园便门过群玉山房长廊，入薜萝水榭。榭西循山路曲折入竹柏中，嵌黄石壁，高十余丈；中置屋数十间，斜折川风，碎摇溪月。东为契秋阁，西为委宛山房。房竞多竹，竹砌石岸，设小栏点太湖石。石隙老杏一株，橫卧水上，天矫屈曲，莫可名状；人谓北郊杏树，惟法净寺方丈内一株与此一株为两绝。其右建修竹丛桂之堂，堂后红楼抱山，气极苍莽。其下临水小屋三楹，额曰丁溪，旁设水马头。其后土山透迤，庭宇萧疏，剪毛栽树，人家渐幽，额曰射圃，圃后即门”园中植被有竹、柏、杏、桂、梧、柳、梅等。卷石洞天一景如下：

园林还有与书院、会馆相结合的，当时扬州分别设有岭南会馆、安徽会馆、旌德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陕西会馆等，会馆商人不仅财力雄厚，里面还有各种园林，结合地方文化。比较有名的书院园林有资政书院、维扬书院、甘泉书院、安定书院、敬亭书院、虹桥书院、梅花书院、角里书院、广陵书院、乐仪书院，几乎都有园林。也有与住宅相结合的，如清雍正年间大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建的小玲珑山馆，乾隆年间两淮商总黄应泰在东关街构筑的个园等。还有和宗教建筑、祠堂、墓地等结合的园林，宗教建筑类园林在主殿庭院树木都是姿态挺直的松柏和银杏树，在侧院则多为个人观赏的花木。

园林的初始、发展和兴盛，也和扬州息息相关。明代为复兴时期，官方建立了胜概楼、文津桥、苜蓿园、文昌阁、偕乐园等，私家园林则富有多种景色，如明末郑元勋构筑影园，郑侠如构筑休园，郑元嗣构筑嘉树园，郑元化构筑五亩之园。清代园林就更多，康熙、 雍正年间，扬州著名的园林，城内有康山 草堂、万石园、小方壶、休园、小玲珑山馆、百尺梧桐阁、种字林、吴园等；东郊有乔氏东园，城外由南至北及北城河两岸有影园、员园、冶春园、依园（韩园）、梅花书院等，到乾隆三十年修建了建卷石洞天、西园曲水等二十四景。到了嘉道年间，因为盐商势力衰落，所以园林也荒芜了。同光年间海内承平，园林迎来了回光返照。

盐商在享受生活之余，也没有忘记履行社会责任。由于扬州地处河湖纵横地带，地势低洼，降水丰沛，因而受水灾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宝应、高邮、邵伯三湖，1855年黄河河道北移前，平均2年发生一次洪涝灾害。相比而言，由于防火设施比较完善，因而扬州人受火灾影响较小。扬州城北东南三面临水，虽然距离河流有一定距离，但长江洪灾有时也会让城墙建筑坍塌。为此，扬州地方官府提出了疏浚河道，修建防洪设施的办法。以河堤保护田地和城池，以水坝蓄水，以水闸防止江水倒灌。灾害来临时，政府和盐商都会捐资赈灾，如康熙三十八年洪灾，官员捐米15000石，商人捐米50000石。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互动，在扬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明清扬州人民和盐政

（一）紧密结合的盐商和文人

元末明初扬州只剩下18户人家，随着明代运河沿岸日益繁华和盐业兴盛，全国各地移民来到扬州，特别是嘉靖以后，扬州人口一直处于增加中，到万历年间在籍纳税户口已经增加到501498人。需指出的是，大量商旅、军籍不包含在内，如果将其纳入计算，人口当在150万左右。清初经过高杰士兵和清军屠城，前后焚尸簿有八十万人，清初随着休养生息和摊丁入亩的执行，大量隐匿人口被查出，到嘉庆十三年，总共有3473633人是在籍纳税户，实际人口应该更多，他们主要是手工业者、小商贩、服务行业者、农民等人群，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盐商。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呢？从地方志记载和《扬州画舫录》中出现人物分析可知，扬州人的来源广泛，但又有相对集中的一面，徽州、山西、陕西成为移民集中来源地，这也与徽商、晋商、陕商来扬州经营盐业有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官员和商人对扬州发展很多，但普通民众也为扬州发展做出贡献。

明代扬州之所以十分繁荣，主要就是扬州处于漕运、盐政和南北商品贸易的枢纽。明初定都应天府，漕运负担大大减轻，但边境军需成本提高，明廷于是实行开中法，即商人运粮去边境换取许可证，到两淮盐场领取食盐销售。由此诞生了大批盐商，来源主要以江西、湖广、浙江、陕西、山西、安徽等地为主，他们盈利之后，在扬州大肆修建园林和会馆，参与对扬州公共设施如水渠、道路、桥梁、街道、码头的修理，仅在1737年修建某段沟渠，盐商就捐款14000两。此外，盐商还颇为喜欢赞助文化事业，他们招纳知识分子，建立书院，资助出版事业，知识分子也乐于托庇于盐商。当时扬州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的资金来源就是盐商资助。一些文化典籍如《说文解字》、《广韵》、《玉鉴》等都是在盐商资助下刻印出版，仅在扬州东关街附近就有小玲珑山馆等12处藏书楼，他们在寄情山水园林之余，还颇为喜欢观看戏曲，很多著名的戏班子都是盐商所蓄养。

当然，盐商最著名的就是奢靡的生活。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甚至还有人为了迅速花掉一万两白银，于是将其换成金箔，到塔上随风扬走，又花了3000两白银买下不倒翁倒入水中，导致水流为之堵塞。盐商为了联络感情，方便议事聚会而建立了会馆，最早有记载的会馆是徽商在1711年的旌德会馆。虽然会馆既是一种行业组织，也是一种地域组织，但功能却多种多样。除此之外，由于扬州靠近两淮盐场，因而会馆还是还有调节市场、平衡盐价，协商产、销、运等事宜的功能，比较著名的会馆有四岸公所和场盐商会等。会馆还承担了一系列此义举，诸如修建善堂、义仓、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认捐救灾等，帮助他人解决生、老、病、死等诸多问题。有的会馆内部还设有学校，以给子弟良好教育，甚至还有的会馆还祭祀神灵。

盐商之外，扬州的文人也比较出名，扬州人一向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文人由此糊口，不少文人未出名之时，都曾担任过教师，如1838年的进士，后来担任过杭嘉湖道的晏端书就曾在扬州开馆收徒。也有文人在书院工作，正课获银36两，其他则有12两，著名文人如段玉裁、王念孙、洪亮吉、孙星衍、杭世骏等都曾到书院应聘。盐商也较为重视教育，为了给子弟以良好环境，盐商就会帮助官学改善教育条件，为府县学修缮校舍、添置器具、聘请名师及资助学生。如清代徽商歙籍汪应庚，就曾给扬州官学捐款5万两白银，又捐款2000两白银制祭具、乐器，捐款13000两购买学田，以产出作为后续修缮费用和学生学费，他还每年资助参加乡试的学子。

还有文人以卖书画为生，如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华岩就在扬州卖画20年，金农居住扬州时，常有喜欢其画作的人来买画。郑板桥更是著名画家，明码标价画作价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副对联一两，扇子丰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属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郑板桥生意很好，最多一年1000两白银，少的年份也有500两。有山阴人施胖子，善于画美人，价格30两白银；杨良善于画驴，一张画换牛肉一斤，人送外号杨驴子。但和大部分行业一样，获利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书画文人其实过的颇为清苦，而且赝品横行，无疑也影响后者收入。一些文人还入官员幕府过活，著名幕客程晋芳曾当过吏部员外郎和翰林院编修，因为欠债入毕沅幕府为幕客，最后卒于毕沅幕府中，死时身无长物，还是毕沅赠其家人3000两白银助棺归乡，朋友袁枚也将程晋芳5000两白银的债券焚毁，抚养他的孩子。还有文人受盐商供养，盐商还出资印刷书籍，甚至还有盐商替人还债的。郑板桥就是因为盐商马曰琯替他还债而与之订交。

（二）逐渐松弛的盐政和日趋猖狂的走私

如前所述，扬州在帝国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朝有段时间就完全依赖开中法给边境驻军运粮。到了清初，由于农业遭到广泛灾害，帝国更加依赖盐税和盐商捐输，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南巡多次路过扬州，受到了盐商热情接待，这就密切了盐商和帝国之间的纽带，盐商在帝国需要金钱处理相关事务的时候，往往给予资金支持。

明末进行了盐法改革，出现了专门的运商，根据新盐法，帝国在每个口岸都分配相应的份额，户部向有能力和有意愿认购食盐的商人发放许可证。为了在销售食盐中占有地位，盐商必须证明自己在特定位置进行了食盐销售并提供证据。运商持这份证据和许可证向扬州的盐运使申报，并核对纲册；然后盐运使颁发一份盐引，上面指明购盐数量和运输目的地。这份盐引称为“年窝”，但也存在部分商人出租资格或拜托人照管生意。

运商和场商合作，场商是在盐场拥有世袭的盐田或者代运商从灶户手中购买食盐的商人，场商一般是徽州商人，灶户是本地人。运商是当时较为富裕的商人，为了控制他们，帝国的盐运使通常会任命总商作为负责人，1677年首次就任命了24人，不归这24人管辖的盐商叫散商，不过总商人数并不固定。随着时代发展，总商变为首商，每次任期三年，最著名的首商是江春，他接待过四次乾隆皇帝，并在国家事务上捐过100万两白银。据不完全统计，盐商从康熙十七年到嘉庆八年，一共在军需上捐款2233.5万两白银，2.15万石大米；河工上捐款511.76万两白银，大米10万石；救灾方面捐款277.9596两白银，22.946万石大米；备公上捐款959万两白银，可见盐商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巨大贡献。

此外，盐商也从事其他生意，一般来说是粮食贸易。由于江浙种植棉花和茶叶，需要上游的粮食输入，因此运往汉口的盐船返程会运回大米，仅1731年4月，湖广总督就报告有400艘船外运大米，盐商所运大米更不可胜数，依赖食盐销售贩运的扬州人可能达到1万——10万人。扬州食盐产于江北沿海地带，由灶户参加生产，盐场数量经历了4个——26个——20个的兴衰。在大约700万两的食盐销售额中，灶户只能分到150万两，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捕鱼和种田养活自己。为了对盐务进行管辖，清政府设立了巡盐御史，主要由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驻扎在扬州，不仅要监督两淮六省食盐分配，上报每次食盐运输的完成情况，还必须督促协调文武官员打击食盐走私。

盐运使下设类似六部的六房，后来发展到二十房，还有4名属官和10名吏协助，盐运使是扬州地区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任务是监督食盐生产和审核食盐是否足额以及市场广狭，及时上交盐税，处理多余食盐，还必须向商人颁发许可证并监督他们。每个盐场都有一个区别于县城的中心，设有正八品的盐课司大使，上级为从六品的盐运司运判，两淮地区30个盐场及时被3个盐运司运判管辖的。虽然有如此严密的管理体系，仍然免不了令人头疼的走私者。出于各种原因，大概30%——40%的食盐来自两淮盐场，原有体系中的商人控制的合法食盐越来越少，因为部分食盐被从事小额免税食盐贩子所销售，所以私盐贸易一直在增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政体系的官员江南总督尹继善在皇帝授意下开始插手盐政，他征募了464名巡役、186名水手和89艘巡逻船只，以打击日益猖獗的食盐走私。帝国还在关键要点如仪征西部的青山部署了3名军官率领的700多名士兵，后来又在马家桥、公道桥和邵伯、三江营等市镇部署军队，还在扬州设置了10处堤防以迟滞船只进行盘查，委托一名有经验的总商外加两名巡商对违法现象进行调查。如此森严的布置，就是防止扬州人民吃私盐，因为不这么做，高价官盐就无法销售。虽然如此，该措施也只在扬州起了作用，高邮、宝应、江都、甘泉等地未销售官盐仍然在增加，帝国不得不降低官盐定额，1793年官盐定额下降到一半。

私盐的不断增加无疑提高了维持帝国食盐专卖制度的难度，由于帝国允许零售盐贩进行小额贸易，还有更多的私自偷运食盐，对他们的经济活动进行监控显然不可能。在江南市场饱和后，走私者们前往山东，其组织规模也日益庞大。在淮北，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778年4月19日，盐城县令和一伙超过100人的走私者发生了冲突，走私者们烧毁了吊桥，杀死了1名士兵，导致3人重伤，县令也抓获了14名走私犯，缴获了16艘船，杀死了3名走私者。经过审讯得知，该伙走私者头目是当地的巡役，交游广阔，其销售的私盐是从盐场买到。

在淮南，盐商面临的局势更加恶劣，他们必须和各种既得利益者斗争，后者几乎包含了大部分地方精英：低级士人、制盐者、土匪和士兵，据称一次走私的食盐有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进京赶考的举人也有可能参与，后者因为有功名可以免于检查。除此之外，每次食盐起运之前都要在运河边的湾头举行向河神献祭的仪式。明清时期，仪征是盐商生活之地和当地食盐转输中心，它为各个口岸重新包装食盐，随后食盐沿着长江运走。

三、近代扬州的逐渐没落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关中在秦汉是富庶之地，但经过长期战乱隋唐时期皇帝就得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就食。同众多古老的城市一样，得益于盐业兴盛的扬州也因为盐业改革而败落。清末盐政腐败，国家赋税流失，陶澍实行票盐法改革，实行“官督商运”和“加斤减价”的新办法，规定领到盐票即可销售食盐，打破了扬州盐商垄断食盐的局面，使得盐商从数百家锐减到数十家。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列强与中国做生意不需要经过扬州，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漕运被切断，加上太平军和清军在东南鏖战不休，扬州反复易手，时人倪在田在《扬州御寇录》中感叹扬州“ 血肉膏于城烟，庐舍红于烽火，并其屡世经营蕴积之，摧折掷弃，荡无存焉……”。1855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北段堵塞清政府无暇顾及大运河的疏浚，运河日趋堵塞，漕运也不经大运河而转向海运，上海成为海运的交通枢纽，而失去了这一优势后，扬州商业大受打击。此外，清末新政时期修筑的津镇铁路开始经过扬州，若能修成当可发挥扬州优势，但屡次拖延，扬州盐运衙门也认为铁路会影响盐商利益，最终改为津浦路，不经过扬州而是设于浦口，津浦路带动了诸多城市发展，尤其是蚌埠，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却因为处于津浦路和淮河汇合点，一跃成为重镇，更不用说郑州和石家庄这种“火车拉来的城市”了。

1928年著名文人郁达夫前往扬州探访江南，当他到达扬州后发现，亭台衰朽，园林毁败，假山丘墟，已经不复当年盛况，1935年他给林语堂写信劝其不必来扬州，只在上海畅想“欧阳公的平山堂，王士祯的红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就可以了。其实也并不是所有运河城市都如扬州一样，杭州和苏州就因为修建铁路而搭上了近代化的快车。主导扬州的商人思想却保守封闭，抗拒时代潮流，缺乏对新事物的尝试，不敢投资于近代工业。1911年江苏64家民营企业，扬州只有一家较晚设立的面粉厂，到1936年符合工厂法规定的工厂只有2家，且资金少，规模小。扬州的衰落，背后折射出的是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降维打击后的无力。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全位落后，需要进行自我改革，然而扬州因运河和盐业兴盛数百年，只是一个消费型城市，经历战争打击和时代变化，更难实现自身转变，所以晚清民国时期扬州给人印象完全不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繁荣，而是时过境迁的苍凉之感。直至今日，扬州也未能恢复当年的盛况，经济被原本远不如扬州的苏州，无锡等超越，这其实昭示出一个道理：变才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永远兴盛，如果不能跟上时不乏，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参考文献：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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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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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