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

(资料图)

以下观点整理自江小涓在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总第6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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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需要泛在新动能支撑中长期增长

下图是我国过去四十年间的经济增长曲线。注意红圈标注的部分，疫情三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5%；向前推进十年，即2009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在2013年前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勉强支撑在7%左右，宏观政策也是年年推新。尽管我们并未强调必须坚持7%的增速目标，但是基于经验数据，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可以带动150万人的就业，所以只有经济增速保持7%的涨幅，才能确保就业稳定，这是一个兼顾功利与价值的观点，是极具实际意义的。

自那时起，尽管我国不断发布宏观政策，经济仍旧持续下滑。到2019年之前，经济增速已降至6%，此时我国GDP规模已达100万亿，边际效应递减政策使得6%的增速也难以为继。面对扶持中小企业、处理债务、支持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问题，我国每年都出台大量政策，但经济下行颓势仍旧难以避免。GDP增速从2009年的10.5%降至2019年的6%，后在疫情三年里降至4.5%，尽管疫情对经济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认为，只要短期内消除疫情影响，宏观经济就会恢复到我们期望的路径上去。

下图是季度经济增长曲线。左图展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和同比增长，右图中红线代表中国，蓝线代表美国，虚线代表OECD国家。中国的经济表现虽优于后两者，但与前40年相比，现今我国经济增速优势已明显走弱。从图线来看，我国经济缺乏强劲的增长动力。

疫情期间经济出现过一次非常有力的反弹，不过疫情放开以来，经济尚未出现明显回弹。总的来说，由于短期政策已经被长时间使用，政策成本上升，政策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对于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投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实际操作起来颇具挑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策必须推行实施，但同时我们也要如实评价其效果。

就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而言，上半年的形势还算可观，不过一季度经济增长并非来源于经济系统的内部活力，而是通过外部力量强行推动的。如果没有持续增长的动力，经济无法长期稳定。我认为，长短期政策必须配合得当，短期政策应为长期政策释放提供一个窗口期。如果成本增加的短期政策不能与长期动能的释放同步，那么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将难以为继。

二、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创新与开放，创造新动能新机遇

改革开放新动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改革获得新动能。要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广泛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配合宏观政策导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尤其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二，以创新获得新动能。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坚定推进科技创新，广泛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

第三，以开放获得新动能。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双循环相互促进，广泛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提高跨境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内在动能。

1、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中央从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到中央财经委的第一次会议，一直在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讲之坚定，声调之高，用语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

民营经济是经济稳定中最重要的支撑因素。从量上看，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主体部分。民营经济量从之前的“56789”，已转变成“6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税收、65%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关乎现代化建设目标中“数量”指标的实现；从质上看，民营经济质量快速提高。2022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企占72%。光伏产业全球前10强中8家都是中国民企，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300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84%。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和能力至关重要，关乎现代化建设中“质量”指标的实现。

新发展目标下，“两个毫不动摇”是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2003年之前，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规定，西方学者因之不断做出中国无法激励长期创新创业行为、中国增长不可持续等预言，但中国民营企业的长期投资持续增长，企业家群体创新创业精神极强。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投资者相信决策者的政策承诺可以跨政治周期、长期有效，“可信承诺”也是一种制度特色，可以使投资者放心地将资源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当然，这一承诺是需要有保障的，首先是我国的政治制度，其次是更高阶的发展目标，包括经济稳定增长、2035年要初步实现现代化等，现代化建设目标支撑“两个毫不动摇”成为高度可信的政治承诺。

2、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我们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十二五”时期我曾强调过，5%的增长目标长期难以实现，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处于高位。不过现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将出现，我们期待在“十四五”期间或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数字经济能够蓬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具有较强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基础。中国具有最大的在线市场，如下图所示，中国移动端月活跃用户高达12亿，且人均日上网时长7小时，位居全球前列。我国的线上互联网市场规模极其庞大，甚至超过了所有OECD国家的线上市场规模总和。而这，恰恰是是数字消费的真实市场规模。

其次，我国产业基础扎实。产业数字化依托产业发展，如下图所示，同美、德、法等各国相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这为产业数字化工程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再次，我国拥有最大的数字化工厂和最多的灯塔工厂。

最后，我国拥有最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下图分别显示了主要经济体传统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我国若干重要指标占全球比重和我国独角兽企业分布的前10行业。从图中看，无论是计算能力、数字工厂、5G基站还是5G接入用户数，中国占全球的比重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2011年开始，我国独角兽企业分布集中于数字领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十四五”对数字经济提出发展要求，要求到“十四五”末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超过50%，新增贡献要达到60%以上。总体来看，前三年进展不是非常顺利。这就更加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平台和大企业是数字经济的头部和枢纽，带动了大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引领。所以，科技创新还是要回到改革领域中去。

3、以高水平开放提高跨境资源配置效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两个毫不动摇”，二是“下一步经济发展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统一”，三就是开放。中央愈来愈重视开放问题，近期关于开放有两个重要的提法：一是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二是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近三年来，尽管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事件频起，但相较而言，外贸和出口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强劲的驱动力。2021年投资增长了4.9%，消费增长了12.5%，而外贸则增长了21.4%，出口更是增长了近27%；2022年投资增长了5.1%，消费增长了0.2%，而外贸则增长了7.7%。虽然疫情期间我国一直在扩大消费、扩大投资，但外贸、出口仍然在领跑三驾马车，因此外贸、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对比全球的货物贸易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可以看出（这两个数据往往不能直接比较，因为GDP的计算时我们一般使用的是基期的价格，也就是不变的价格，而外贸使用的是现期的价格，为了对比，我们将GDP折算成了现期的价格），疫情期间，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对全球经济，货物贸易增长率都近似为一国GDP增长率的2倍。这说明尽管全球化当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贸易仍然是疫情期间经济增长的领跑力量，而且我相信在未来，外贸、出口也仍然会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中央不断更新并强调对外开放的提法。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最大规模的市场、最强的产业链呢？如果我们可以把开放的重要性降低一点可行吗？事实上，即使美国能相对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却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两个资源的问题。一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是有限的，随着人口、GDP、投资能力等的增长，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禀赋来与之对应，尤其是一些有限的自然资源，如煤、水、油气、电等等。截至2000年，除了人口外，我国GDP总量、投资总量和资源还是基本匹配的，但随着投资能力、GDP的不断上涨，禀赋资源的稀缺性愈发显现，越往后这种不匹配的劣势展现得将越发明显。对此，我们也给出了一定的解决对策：调整国内结构、加强循环经济，加强国内资源的开发使用等等。但是对禀赋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光凭一点边际的努力并不能改善的资源短缺的境况。因此，我们对海外资源的需求是持续存在的，并且这种需求压力将会不断扩大。

二是两个市场的问题。事实上，对于新赛道体量相对较大的产业，可以说国际市场发挥了一半以上市场扩张的作用。下图左图是2021年各国电动车销售市场份额，可以看出，在国内大市场形成产业优势后，需要大量外部市场，此时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右图是2010-2021年以来各国光伏组件的产量示意图，红色柱形图代表了我国光伏组件的产量，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8%，大量出口至国际市场。因此，新赛道中海外市场尤为重要，这是我们经济真正发力非常重要的条件。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发展必须的，而它们的发展又都需要畅通的外循环。因此我们不断强调，要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何为制度型开放？一方面，制度型开放要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贸、外资、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不断竞争，使得全球投资在海外市场上不断流动，在跨境配置资源问题上，我们要更加重视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海外市场配置资源本质上和国内市场配置资源是一样的，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吸引外资还是对外投资，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发展，最后都是通过竞争，形成最优效率的资源组合方式。如何提高我们的跨境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我们下一步开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要有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贸易规则，这和国内市场需要交易规则是一样的。缺少规则就没有行为准则，交易双方无法确信合同能被有效执行，无法确信产生纠纷时能平等获得行政和法律保护，这将极大增大交易成本，甚至无法交易。有了规则就有准则，有了准则我们就会相信契约是可实现的，即使产生纠纷，交易也将得到公平的行政、法律保护，交易就更流畅、更顺利了。所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

三、短期政策支持为泛在新动能的释放争取时间

第一，中国经济处在发展阶段转换长周期和疫情影响短周期叠加的状态，需要短期的政策支持，更需要泛在的新动能的出现。我们不能将短期政策支持视作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而要把它看作是为了给泛在新动能的出现和释放争取时间的短期工具，否则将难以稳定预期，支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短期政策有可能面临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效应降低的阶段，在此之前我们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坚定不移加快改革创新和开放，获得泛在新动能，保持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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